三天前，一位義大利女藝術家從義大利穿越土耳其，以到達以色列稱訴其對以色列諸般衝突的和平懇求，這是他的行動藝術計畫─"Brides on Tour"，穿著一套結婚禮服的旅途。然而當她在土耳其境內搭上便車(hitchhiking)之後，她的和平使命就消逝了。
如果說這是個影像的世界，那台灣真是在世界的邊緣，或甚是台灣僅在世界之外臆測世界，不過不管怎樣我們都已經生活在影像世界之內，就這件新聞標題開啟的媒體，英文世界訴諸之真理，要大力譴責這位謀殺義大利女藝術家的兇手，在新聞中的外交部門被標榜的發言之下，媒體扮演了公眾領域的道德良知，而非哪個國家的律法，似乎唯有依照這條途徑來思考整個事件女藝術家才不會白死(當然當中國族與國族間的問題又是另外層次)。
再之，如果按照Zizek的看法，這位藝術家(Pippa Bacca)不是真實的死亡了，對我們而言她是扮演了她的死亡，即使她已不存任何氣息，我們都以她扮演的真實為真，同時她“尚未到達以色列”的故事情節，或真有些許和平的效力，之外或有更大的現實問題被串連起來了。比起她真的按照計畫完全文化使者的角色，劇情的鋪陳至少使我獲知了這件新聞(透過網路上紐約時報的介紹)，同時事件引起了更多的渲染力：突如其來的譴責。誰的譴責？為了甚麼譴責？如果這位藝術家的計畫沒有橫越兩個國家的話，那事件的張力就無法擴張象徵性的政治力量：一位“義大利籍”的女藝術家，在“土耳其境”內搭乘變成準備前往“以色列”宣示其和平意圖時，被謀殺了！
這無非是當時代影像謎團最大的裂口，媒體與資訊扮演的力量，被藝術家的死亡事實全然的擴充到全民意識型態的風暴。如果沒有人可以好好譴責這位謀殺者的話，那社會大眾就要負起全部的責任，但事實上同時並存的反面─如果人民存有意識形態的話，好好的學習它將會使你的生活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如果這已經成為我們挖掘真實時，另一層蒙蔽的圍幛的話，那問題又更加難解了，我們或者挑選真實的屍塊，或者根本的像台灣現在的情況─我們連屍塊都沒見過，就要學會對一則媒體新聞哭泣。我開始認為這甚至不需要想透，而應該會有另外形式的劇本需要被發掘，要去習慣它，然後引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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