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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陳豪毅

是遭遇還是面對呢？羅喬綾的作品中，立著一位修長女子的身影，臉龐在含糊中被消去了，無臉因而無名。然而藝術家在一種坐望的姿態中觀看，怎麼能稱為無名呢！因為在對環境的坐望裡，作品中人物的姿勢，一股意圖望穿某事的精神，其實就是藝術品的自身了，人物也就因此去了露臉的必要了。但靠著在人物姿態中的討論才開始坦露隱情，一個是遭遇，因本著觀看的閱讀意識而生的相逢；另一個是畫面中人物的合唱，但因這不是心夠誠就能造就的坐望位置，而乃是以影像的法則在編織情節一般，是和周圍的關係一同在串戲，共同面對這環繞著的境域。這使得羅喬綾的作品生了些陰鬱的想像，雖然影像中人物很特出，意念卻是抽象，且就在她周圍展現了。

一群平凡的人與事物，與不足為奇的奇觀

大半夜的，我從床鋪發車準備前往不知名的夢境
事實是，我一點勁也沒有，不願想藝術，也不再思考怎麼看待溪州的拆遷
只是突然覺得下雨天呈現了強烈而完滿的設計感，因此我開始想設計

高美館《穿越時光‧跨越大洋─南島當代藝術展》展覽評論

如果再一次去到高雄市立美術館，我應會認真的在美術館建築之外圍繞一番，但一個我們習以為常的美術館場域還有何特別之處？這讓我想起了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創館歷史，一個文化建設介入都市環境政權的例子(台北市立美術館的位址，正坐落在台北市第二號公園預訂地之中)，像台北市這種大都會，公園帶給城市的意義在於綠色生態帶給一座都市環境品質的效用以及生態多樣性的維持，這應遠遠大於遊憩、交誼、健身、教育等價值，假若台北市沒有任何一座公園那將會是什麼面貌？美術館文化機構的腳色去維護生態的力量是很淺薄地。相同地，南島當代藝術展覽囊括了太平洋島嶼中各族群的藝術，我們該如何去想像這些藝術品、藝術家，在選定的公園或者美術館展出的同時能帶給藝術環境更多氧氣(有多大程度的影響力呢？)，建設美術館也許抵擋了其他建築計畫壓縮生態空間的可能性，但相反地，對原住民藝術來說，美術館之外的綠地或許才是原住民藝術接收/反應刺激之地，高美館興辦的南島區域藝術家交換駐村計畫當然意識到這點，因為藝術家們被安排在美術館週遭的綠地、樹林之間展開創作，然而這並沒有什麼意外，原住民總與自然、大地聯想在一起，如果這不是藝術家自己選擇的，那麼能夠對抗著南島當代藝術浮泛想像的，就不會僅存於圍繞在美術館周圍的草地上，而是擴張在原住民身體能夠言說的現實場域，以及美術館之外無限大的綠地。

黃詩凱的作品在水墨媒材下包裝成為科技感懷抱的形式，螢幕上方存的線條、色澤，離析掉可觸可感的人性臉孔，換張光鮮/光纖的外皮，向著冷漠的現實作虛假的熱切回應，因為這種臉孔只有在當面臨現實時才隨即裝上─《或哭或笑都由我決定》。

在電影《光之夢（The Quince Tree of the Sun）》裡頭，一種近乎平凡的記錄式影像，捕捉了西班牙寫實畫家Antonio López García與一棵樹、一張圖之間的關係，簡樸地入了生活細微之處，更精確地說，導演手上的鏡頭圍著畫家周圍事物的節奏進行著，García則透過瑣碎而緩慢的佈局；佈蓋在畫筆與顏料之前、美學對象生產顯著化之前，感知力與日常生活正如同陽光一般，每分每秒都在共同創造一張圖像（picture），也正因為導演拍出了極為乏味的生活片段，脫逃了大詮釋的時代救贖，我才得以發現一位寫實畫家的心智過程如何穩健的進行著，因為這些生活片段實際上，是畫家訓練有素地視生活的細微末節為繪畫結構的要素（element），同時生活根本上不是乏味而是美學挖掘的異地。

公共電視自1/31日起，週一至週五晚間11點播出短篇影集〈莫內和他的朋友們〉，這是我在電腦前忙了一整天之後唯一的娛樂，因為就算找了老朋友們出去喝咖啡也無法跟他們聊上藝術，頂多和他們談論玲瑯滿目的網路遊戲+攻略，說這些都是科技藝術發達的前兆之一(事實上，這種說法太草率了)。

這部影集經由印象派畫家們彼此之間的書信和當時代的報章雜誌改編而成，主軸是由老莫內和一名書記莫內口述內容的男人(那演員真的像極了莫內老年的樣子─深著白色立領衫，頂上白髮蒼蒼，白色的鬍子像鐘乳石一樣掛在臉頰下方，如果你對莫內的自畫像有印象的話)，他們彼此交談中連接到印象派時代畫家們生活的圖景，劇中劇，叉來叉去，總之就像是在聽莫內說那個時代的故事。